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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汉字简化后,親不见,愛无心



    文章发布时间:2015/5/26 14:53:49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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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汉字简化后

    汉字简化后,親不见,愛无心,產不生,厰空空,麵无麦,運无车,導无道,兒无首,飛单翼,有雲无雨,開関无门,鄉里无郎,聖不能听也不能说,買成钩刀下有人头,輪成人下有匕首,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,可魔仍是魔,鬼还是鬼,偷还是偷,骗还是骗,贪还是贪,毒还是毒,淫还是淫!
     
     

    从简繁之争梳理简体字

    一、简繁之争

    网上曾经有这么一段话非常流行,“一位台湾朋友说:‘汉字简化后,親不见,愛无心,產不生,厰空空,麵无麦,運无车,導无道,兒无首,飛单翼,湧无力,有雲无雨,開関无门,鄉里无郎,聖不能听也不能说,買成钩刀下有人头,輪成人下有匕首,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,可魔仍是魔。’”此外豆瓣上、微博上类似的相册,都引发过很大的争议,表面看来,所举字例的简化好像是忽视传统、丢失了汉字的精髓。那下面就拿这句话做例子,我们一一分析各个字的起源和简化方法,看看近代的汉字简化是不是数典忘祖、政治殖民文化。

    “亲”见于金代韩道昭《引并四声篇海》引《俗字被篇》:“亲,与親义同。”[1]

    “爱”是从行书发展过来的,下图①②③④⑤⑥分别是晋代王羲之、隋代智永、唐太宗李世民、宋代苏轼、明代文征明的写法,北魏《崔勤造像碑》已有类似的楷体如⑥。[2](见下图) 

    “产”“厂”都属于减省笔画、保留原字特征而构拟的简体字。说“厂”空空,如果从字面意思说是指责工厂空荡,但现代化的工厂不本来就是自动化机器取代人而空空荡荡的吗?如果从字形美观来说,认为“廠”去掉了“生”这个部件右下方的空白太多,不好看,那推行简化字之前就有了“广”(音同言,依山而建的房屋)、“厂”(音喊,山崖),怎么没说不好看要增添个什么部件呢?而且以原有的生僻字代替,既不会产生误解,又能减少总的字数。[3]“圣”也是这样产生的。[4]

    以“面”代“麵”较早是近代群众指称粮油商品所常用的。其实“麵”的来源是一个错字,它的正确写法是“麪”,但是在长期的流传当中,被错写成了“麵”,然后将错就错的结果就是,“麵”成了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的字。

    “有雲无雨”就更他妈可笑了。云本来就是云头的象征,后来假借作“曰”字,像“子曰诗云”,这才加上了个雨字头。现代口语早已不这么用,所以“云”无须身兼两职。现在削去形旁,使它回复本来的意义。从甲骨文到金文到战国文字再到小篆、隶书都是这么写的(从①到⑤)。你一定要云雨兼有那才是……

     

    “儿”也是一样,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就有“儿”的小篆字形(见①),并列为部首,1913年制定的“注音字母”采用“儿”的形体,构拟出er音的字母(见⑧)[5],那可是民国政府呵,写这个段子的人真是装逼装到天上去了。

    “车”代“運”按郑林曦的分类,算是换简易声旁。[6]

     

    “进”,繁体作進,从辵閵省声。简化之后从不彻底的形声字变成了半彻底的形声字(至少对于前后鼻音不分的南方人来说是彻底的),我觉得更好。如果说在井里没法进,那难道挺个鸟(隹,鸟)就能进了?[7]

    “导”是草书楷化得来的,从①到⑤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趋势,①②③分别是西晋索靖、东晋王导和王羲之的写法。[8]

     

    “飞”字楷书异体历代都有简化,而且很多也就是“单飞”,现行简体字就是在这基础上进一步简化的,最早也出于民国时期1936年陈光尧的《常用简字表》。[9]那些强烈要求双飞的完全可以意念打字、自行解决。

    《说文》有“涌”无“湧”,释为“涌,滕也。从水,甬声。”就是水向上升腾的意思。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、《山海经·东山经》都用此,历代都以“涌”为正字,如南北朝《玉篇》、宋代《广韵》等等。[10]

    “开”是草书楷化并省变,草书里“開”的门字头简化为一横钩,从①到⑤分别是王羲之、唐太宗李隆基、怀素、张旭、宋高宗赵构的笔迹,连唐代民间的变文也如此(见⑥)。[11]“买”字同,也可以见于居延汉简、金代《草书韵会》、楷书四大家之一赵孟頫、明代祝允明墨迹中。[12][13]

     

    “乡”繁体作“鄉”,是“饗”的本字,中间那个也不是良,而是皀,是饭的意思。既然这字不是形声字,也跟故乡的乡没直接的语义联系,那取个简单的半边也没什么不可以。草书“乡”字作: 

    如果真的照这样简化,二逼们非疯了不可,全都得满地找郎去。[14]

    也就是说,以上16个字,除了“车”和“进”是声旁简化、“乡”是直接删去形旁,其他的都是有据可考,都不是政治因素。当然,为什么在古书中翻阅、选择并推行这个字是国家行为,但历代都有正字工作,上文也说过,汉字越来越多,结构越来越复杂,异体字也越来越多,汉字越来越难认,正字是必要的。况且现在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权写繁体字,学中国古代史、古文学的也都还在学,这种双轨制已经最佳权衡了。如果你还要问凭什么国家就可以正字,那我还告诉你国家可以开监狱呢傻逼。


     


    [1] 李乐毅,简体字源,北京:华语教学出版社,1996年第1版,P203。

    [2] 同上,P5。

    [3] 同上,P30。P33。

    [4] 同上,P220。

    [5] 同上,P70。

    [6] 同上,P34。

    [7] 

    [8] 同上上,P58。

    [9] 同上,P74。

    [10] 同上,P281。

    [11] 同上,P137。

    [12] 同上,P174。

    [13] 同上,P90。


    以文字真迹为根据,最早的文字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产生的汉字——甲骨文。殷周的古文发展到周宣王太史作线条化和结构整齐的大篆,打定了方块字的基础。李斯进一步简化作小篆。但由于小篆笔法上是“引书”,即拉成均匀柔婉的线条,笔写刀刻都不方便,所以在小篆发展完成的同时,隶书就已经产生了。秦合六国后,下诏统一度量衡,不得不命令“隶人”“佐书”刻诏版,隶人书法水平拙劣者所刻便叫做隶书。小篆到隶书最显著的现象是线条从弯曲变的平直,从无棱角变为有棱角,刻字既易且速。隶书的结构本来和小篆无二,但从隶人转到士大夫手里便又美观工整,到东汉就成为一种具有书法价值的字体。到东汉章帝时的“真书”(又称今隶),隶、楷分流,楷体产生。

    从隶书到行草书:“汉兴有草书”,由于书写求速,产生了连绵的笔画,西汉武帝时草书应运而生。其结构大体仍是隶书,多数字还是笔画分清的,这是它和行书的共同之处。行书产生于汉末桓灵时,是楷书的流动,而章草是草隶的加工,这是两者不同之处。行书流动自由,因此作用也较大。

    、    汉字简化史

    事实上,汉字简化从汉字产生后就有了。文字起源于图画,由于将每个字,也就是每个图形都画精细太费时间,所以就只画个大概,仅存轮廓和特征;再到后来,轮廓的形似也很难保持了,必须按照书写工具的要求发展出一套写法规格,如上文说过的楷书、隶书、草书、行书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。

    当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简单图形可以代替繁杂图形表达语音时,他们自然会选择简体字。简体字不是建国后才有的,而可以说是和汉字“同时生,并肩长”的。如殷周古文中的“車”字有这么几种: 

    其中“車”字竖起来简单好写,所以秦小篆以之为“正字”,其他异体就不用了。[1]汉代隶书和楷书通行后也产生了不少简化的方法,草书更是给汉字简化大开大门,如“書”、“門”、“為”分别简化为“书”、“门”、“为”,至于宋、元、明、清,简体字是越用越多。[2]俗体字在寻常场合用,在庄重时也用;一般书写者用,受过严格文字训练的学者也用。这可以从吴玉榗《别雅》、罗振鋆罗振玉《增订碑别字》、易熙吾《简体字原》得到证据。

    当表示意义的图画变成纯粹文字符号时,如果挑选图形简单作为文字,那我们也早可以有一套笔画简单好写的汉字。不幸的是,古代专职使用文字的巫人和史官,并不求易,有时龟甲兽骨和钟鼎碑石上的刻文反要舍简从繁,如“鱼”,就不是从简体变起,而是从刻画复杂的繁体一直变到“魚”(见下图)。

     

    由于各家简化没有一定之规,使得异体字数量也越来越多,再加上近年来各专业,如建筑学、化学、物理学从自身需要出发造字,如“砼”(读tóng,以附会俄语Beton的读音),字便越来越多,汉字总数与日俱增,到康熙词典已经有了49030个,就是书报杂志要用的也有6000-7000个!

    所以,除了持续不断的民间自发简化外,每隔几百年官方也要下法令正字。秦以小篆为正体(正式场合),以“苟趋省易”的隶书为草体;到汉初,隶书便取代小篆为正体,草书为草体;汉末,隶书演变成的楷书成为正体,行书成为楷体。[3]可以发现,正字的趋势便是不断吸收民间简易写法,繁杂字体相继退出实用领域。此外,学者也会著书正字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了。而很多学者便持折中论,即吸收一部分俗字,如颜之推《家训·书证篇》说:“吾昔初看《说文》,蚩薄世字,从正则惧人不识,随俗则意嫌其非,略是不得下笔也;所见渐广,更知通变,救前世之执,将欲半焉。”从甲骨文到行书,文字无论正俗起初都是平民百姓创造的,经过文人学士一倒手,反而成为一种“特贡字”了,何非之有?“意嫌其非”四字精当诚恳,原来是文人的心态有非。

    建国以后的汉字简化也是从普及汉字的角度出发,省笔画、简结构、减字数,而且在我看到的所有文字改革委员会成员的书中,都有汉字拉丁化、使用拼音文字,这在现在看来是有些激进了,不过当时的文人学士也的确是抱着汉字简化以普及大众的想法,这和古时排斥平民、甚至故意不让平民看懂已经有了天壤之别。

    汉字简化自然有其弊,象形字的美感进一步丢失,“華”的正大,“麗”的秀美;形声字更少,有些造字是无先例的(虽然六书早已不能解释);

    “当然我承认文字简化运动确实是汉字拉丁化的一个前期工作,而且当时的左翼在这条路上比较激进,希望早日跟国际接轨。但是这几乎是当时所有接受西方语言学教育的学者的理想,即使是赵元任这种跟政治没什么兴趣的人,也还有自己的《通字方案》著作。文字改革在汉字的普及与扫除文盲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,也确实节省了汉字学习与书写的时间。至于日后造成的两岸三地之间交流上的障碍,则非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诸贤所能预料。”“在这种问题上,仅仅会说几句俏皮的刻薄话是无济于事的,而无知而阴暗的跟风心理则更为等而下之。”[4]

     


    [1] 蒋善国,简体字的产生和简化汉字运动,文字改革,1957年第33期。

    [2] 郑林曦,汉字改革,上海:新知识出版社,1957年5月第1版,P31。

    [3] 周有光,汉字改革概论,北京:文字改革出版社,1979年第3版,P318。

    [4] 豚父,认识两个繁体字很了不起吗?

     

    三、    汉字为什么要简化?

    古代人根据事物在日常生活的实际形状绘出图形,然后将字体与声音相联系,即象形字。然后用一字多义解决不能用图画表现出来的字,即假借字。但假借制用太多的结果就是混乱,如“逶迤”“委蛇”“委迟”“委移”。所以就发明了形声字。相对应的,西方此时发明了音节文字。可见文字制度的发展规律大致为:形意制度——意音制度——拼音制度[1],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(音位)字母,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。[2]

    但兼有象形字和形声字的汉存在以下五个问题:

    1、象形字看图不能识字

    象形字的好处就是“所见即所得”,像“日月”和“一二三”,但像“朋”(像两串贝壳,右图上)、“火”(如同“山”,右图下)就不知道原来画的是什么了。当汉字数量增多,所需要表示的物件变多时这种优势也就不存在了。

    2、形声字一音多字

    如ma音有“吗”“妈”还比较少,但yi音就有“依”“铱”“衣”“咿”多个字,就不能听出声音写出字。比如小学会有报听写这一测试,如果老师想考“钳”这个字大家会不会写,从来都只是报“钳子”“钳制”,而不报“qian”然后让大家写,就是因为这点。大家每次介绍自己姓名时都需要把姓名拎出来组词,比如我就要说,我的陈是耳东陈,楚汉是楚河汉界的楚汉。而且,如果不能单说“鲤”、“鲢”、“鲫”而是要说“鲤鱼”、“鲢鱼”、“鲫鱼”的话,那还何必加鱼字旁呢?何不直接说“里鱼”、“连鱼”、“即鱼”呢?

    3、形声字看字不能读音

    众所周知形声字是形旁加声旁,比如“吗”是马声,但声旁不总是那么好判断的,如“良”、“事”。

    4、汉字的图形结构过于复杂

    造字的目的本不在于画画,而只是表示语音的记号,所以汉字发明之初便出现了简繁之别,对同一事物画的便很可能不一样,假借和形声也没有统一的规则。

    需要注明的是,从小篆到隶书的变化方式中,单单经过形变而没有省变、讹变的叫做“隶定”,反之就叫做“隶变”。“汉字经过隶变,就再没有什么‘六书’可讲了。从此以后,除了少数文字学专家之外,读书识字就只有硬记一法。”文字只是一种工具,当然,它不同于铜铁、机器,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工具,但无论如何,在我看来,工具只能为人所用,而人绝不能为工具所制。但数千年来底层上层用不一样的字,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字被士大夫美化后,自己反而看不懂成“文盲”了。“所以今隶虽然行了将近一千八百年,到底识字的人向来都占极少数,到了现在就再不能不变了。”那一千八百年后的情况是什么呢?

    上世纪50年代有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差别:我国小学是六年,拼音文字国家(苏联、朝鲜)是四年,连新疆把六年制用的汉语小学课本翻译为拼音制的维吾尔文后,四年也可以教完。大连实验小学用拉丁化新文字教学,在书写上,半年后基本上可以写的整齐清楚,成效和俄国差不多——相比之下,我国小学生需要三年及以上。在苏联,四个月可以扫除一个文盲;在朝鲜,用朝鲜拼音文字扫盲,也只要102个小时,而汉字需要500个小时,约合两年的业余时间。

    “目前稍为工整可看的抄写,一点钟只能抄一千多字。而且,由于笔画、结构复杂,常常容易出错。”[3]这让我们不禁想起现在的高考,尤其是语文和文综,仅语文作文就要求800字以上,如果用繁体恐怕考生就只能写诗歌了吧!其实从甲骨文一直到草书,汉字经过形变、省变、讹变就一直在简化。而草书是信笔所至,士大夫追求线条的美而不是字意的表达,历史过了一半汉字好像又回到了图画上,所以有人说“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,已经是末路穷途”。

     


    [1] 这一点在我国没有实现。

    [2] 周有光,汉字改革概论,北京:文字改革出版社,1979年第3版,P2。

    [3] 郑林曦,汉字改革,上海:新知识出版社,1957年5月第1版,P21。

    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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